谈起中集，袁老把话题引向了76年。那时，他刚从牢里出来，陪当时的交通部部长叶飞去丹麦考察码头、造船、航运。他们也邀请丹麦人到中国来，参观我们的上海造船厂。丹麦人来看了以后问，你们的员工是多少，造船的周期多长。当时上海造船厂12000多人，每年造2条万吨级船；而丹麦是1700人，每年造12条万顿级船。叶飞决定学习西方的造船经验，想把上海造船厂的管理权交给丹麦人。

袁庚受命请来船厂的书记、厂长，把叶飞的想法向他们说明。书记、厂长反问袁庚：如果给出这样的权利，你为什么不交给我们？我工厂只用1000多人也可以搞好，但裁掉的10000多人交到哪里去？丹麦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吗？袁庚遇到难题，他向叶飞汇报，请丹麦人管理的想法不可行。叶飞发火，“没有不可能的，打仗时说不可能行吗？”。因为此事，袁庚与叶飞发生争执，也给了他深刻教训。长期从事外事工作并且坐了几年牢的袁庚并不了解中国的计划经济，他开始深切认识到中国体制和制度的弊端，所以才有后来他对媒体说的“我不懂计划经济，所以才搞出个蛇口”。

虽然没有把丹麦人引进上海造船厂，但袁庚却开始了和丹麦人的合作。交通部原来就在宜兴船厂搞过集装箱，但当时是“关起门来发明人家早已发明的东西”，由于没能解决角件承重问题，搞了几年也没有成功。交通部就设想和丹麦人合作在宜兴办集装箱厂，后来集装箱的项目却落户在蛇口，于是有了今天的造箱大王棗中集集团。

在谈到中集项目建设的时候，袁老讲了一个生动故事。当年填土的时候，工厂位置要比前面码头的海拔低，丹麦人一定要填高75公分左右，费用要60万。袁庚就把100年的海图给他们看，说100年的海水涨潮没有高过码头前沿的，建议还是不填了。丹麦人说，那101年呢？为这事差点和丹麦人吵起来，后来还是双方各出一半的钱。结果，87年那年台风特别厉害，前面全淹了，连招港也淹了，一直淹到现在工厂前面的马路上。袁庚一直把这件事做为一个教训，丹麦人做事保险系数很高，考虑得比较长远，而我们往往只考虑眼前，尽可能节省开支。

袁庚说，刚开始和外国人合作来办这个厂，引进了世界上先进的设备，当时媒体对中集这个项目的报道很多，开业时也非常热闹，广东省副省长刘田夫主持了开幕仪式，宝隆洋行董事长、丹麦驻华大使等都出席了开幕典礼。后来中集就交给丹麦人管理，他们可能对中国的工人、对国内的社会情况不熟悉，做亏了，所以就要求退出。后来远洋收购了他们的那些股份，丹麦方就只剩下10%的股份。

85岁的老人，思路依然那么清楚、记忆依然那么好。谈起他自己当年的成就，袁庚很谦虚地说，不能夸大个人的作用，没有开放改革，蛇口这样的一个体制是不可能成功的。那时侯如果“四人帮”还在，搞这些就是里通外国、崇洋媚外。他正好是碰上了这么一个时机，碰上了邓小平这样的一批国家领导人，碰上了这个三中全会、国家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。

袁庚说，他遇到了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。 ■